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公司发现，除了华尔街，他们还必须与K街打交道
□本刊特派记者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本刊记者 王丰 发自北京
杰弗里卡莱尔(Jeffery Carlisle)谢绝了《财经》记者的面谈要求。他说，自己搬入华盛顿国会北街400号未久，新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连联想(Lenovo)的logo(标志)都没有呢。”
卡莱尔是中国最大个人电脑厂商联想集团(香港交易所代码:0992)负责在美政府关系的副总裁。他从事的实际工作令人更感兴趣:根据联想集团去年9月15日向美国国会递交的一份游说情况登记表，卡莱尔负责联想集团在美的“游说”(lobbying)活动。
悄无声息地，卡莱尔和联想集团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全职雇佣了一名“专职说客”(In-house lobbyist)!
为中国游说
“在华盛顿制定的决策影响着整个世界，很多直接或间接与中国相关。美国十分习惯这种影响力游戏。好与不好，这是华盛顿做事的方式”
若把视野放得更广，会发现有更多的美国说客正为中国公司工作。与卡莱尔专职为联想工作有所不同，他们往往来自华盛顿的专业游说机构，并不受雇成为中国公司雇员;但与卡莱尔一样，在这场在美国竞争影响力的游戏中，他们都服务于中国公司的利益。
中国银行于今年6月、7月间完成了在香港和上海上市。少为人知的是，由于IPO路演跨越了美国多个金融中心，为确保上市平稳进行，不致面对突发的负面消息手足无措——美国投资者对于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毕竟仍然抱有疑虑——中行聘请了“公共策略公司”(Public Strategies Inc.)，以负责可能出现的危机公关。
杰夫埃勒尔等七人服务于这一项目，为时三个月，从5月8日到8月7日。七人的使命是负责媒体和政府关系咨询指导，搜集和分析媒体报道尤其是负面报道;如若涉及政治问题，立即向有关的美国政府部门或国会议员提供材料，提供解释，“24小时准备应对突发危机”。
至本文发稿时，这一项目已经到期。中行IPO以融资额破纪录方式完美谢幕已有时日，以备万一的安排无需启动。中行为此付出的成本是——每月8.5万美元。
几乎与此同时，跨国公关公司伟达(Hill & Knowlton)的芝加哥分部开始为北京2008奥运会组委会组织在美国的公关与宣传活动。也在5月中旬，伟达公关美国总部与北京奥组委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公关和宣传业务持续到奥运会后一年，至2009年中为止。
两份合同需要公关的事件，都在美国以外举行，似乎与美国并无关系。但在近年来中国海外上市公司频传丑闻、一度官司缠身的背景下，以及考虑到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崛起中的中国向全球展示其形象的重要意义，中国机构雇佣专业公关公司、在大洋彼岸树立正面形象的行动，则体现了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战略性的政治眼光——他们逐渐熟悉世界政治中心的游戏规则。
“在华盛顿制定的决策影响着整个世界，很多直接或间接与中国相关。美国十分习惯这种影响力游戏。好与不好，这是华盛顿做事的方式。”华盛顿资深政治评论员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对《财经》记者说。
“中国公司正在逐渐学会雇佣律师事务所、公关公司，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美国二十一战略传播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魏佳丽(Harriet Mouchly-Weiss)告诉《财经》记者，“影响力有不同的层级，你必须考虑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施加不同的影响。中国正学习如何在各个圈子里展开积极活动。”
华为集团、中兴通讯、海尔集团、TCL集团……，随着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对中国公司们越来越耳熟能详，越来越多的公司同时发现，在美国，他们还必须与另外一条街打交道。这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K街，著名的“游说之街”。
K街，聚集着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游说机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时是顶级律师事务所。大批美国国会议员在离开国会山后，即到K街从事游说。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亦在卸任后厕身其中。
事实上，被联想派到华盛顿办公室的副总裁杰弗里卡莱尔，对于这里的影响力游戏毫不陌生，也曾出入于政府官员与说客之间的旋转门。在2005年加入联想之前，他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线路竞争局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已近五年。他同时是FCC主席迈克鲍威尔(布什政府前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之子)主管的互联网政策工作组主管，并担任FCC国土安全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加入FCC之前，卡莱尔则是美迈斯律师事务所(O’Melveny & Myers)律师。
卡莱尔的使命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在这里有着大量投资”
在卡莱尔被联想于今年春夏之交派至华盛顿开设办公室之前，这家中国最大的PC厂商已经遭遇过两次以这里为策源地的风波洗礼。
3月下旬，一家美国系统集成商获得了向美国国务院提供信息技术整合与产品供应的订单，订单中包括1.6万台联想生产的ThinkCentreM51台式电脑。
这个订单，对于刚于一年前完成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联想集团来说，本来是一个不小的安慰。联想集团截至3月31日的2006财年销售额达133亿美元，而这笔订单总值1300万美元左右，可谓微不足道;但它可以向公众及客户传递一个对联想来说相当重要的信息——一切如常。
这宗2004年底宣布的收购案，有着多个侧面的标志意义。联想，一家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PC厂商，斥资17.5亿美元，收购了全美乃至全球最大IT公司IBM的PC业务部门——PC的诞生地!
不同的人读出了不同的内涵。有人看到了IT行业全球分工的深化;有人看到了中国企业以跃进的方式建立国际品牌的雄心;还有人感到了不安:美国利益——比如说安全利益——会不会受损?
由此，联想收购案经历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专责审查外国在美投资是否影响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问题——的审批程序。在做出一系列特殊安排后，联想方始平息美方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忧，交易于2005年2月获批。
这种担忧，在联想电脑今年3月间获得美国国务院订单后再度升腾。美国众议员、“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拉里沃策尔(Larry M. Wortzel)就此发难，称美国国务院若采用这批联想生产的电脑，将危及国家安全!他的理由很简单:第一，联想是中国国有企业;第二，他声称美国是中国搜集情报的首要目标。虽然沃策尔的指控被许多计算机安全专家嗤之以鼻，但其政治影响力及曾有四年多驻华武官经历的背景，使得他所代表的担忧最终占了上风。
两个月后，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出于安全考虑，从联想订购的1.6万台电脑将只用于非保密性工作。
不公平?很可能。但是，只要看一看当前外资在华收购案在中国产业和决策界所引发的争议风暴，就不难理解，大洋彼岸对这些具有重划版图性质的事件，同样抱持着复杂的情绪。公平与否，这是成规模跃进国际舞台的中国公司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是一场新的博弈。
一般来说，有游说需求的公司大多聘请专业游说机构提供游说服务。只有类似波音这样规模和游说需求大的公司，才会在华盛顿开设办公室，招聘专门的“说客”员工队伍，独立展开游说。联想旗下的“说客”目前仅只卡莱尔一人，但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新起点。
一份递交给美国国会公众纪录办公室的登记表上，列举了卡莱尔的游说事项，其中包括IT产品的关税减让与消除、国会和政府部门就IT产品减少出口控制讨论，以及H1-B和L类签证(两种工作签证)事项。
然而，归根结底，卡莱尔真正的使命显然超出了上述事项。他的工作，是尽力化解华盛顿对于来自中国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的疑虑。
“联想要积极地接触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在他们那里建立认知度。”卡莱尔对《财经》记者说，“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在这里有着大量投资。”
这是一个既易又难的任务。与中国影响力增强同步，美国政府部门与中国议题打交道的机构和官员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国会山上有535名议员掌握着立法和投票的权力;媒体随时捕捉任何细微动向。在华盛顿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里，发出声音不难，让人听进去不易。
